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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dro Santana Pereira日前撰文指出,巴西空军有必要对购买中国歼-11B多用途战斗机的可行性进行研究。Evandro Pereira认为,歼-11B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战斗机,性能并不逊色于西方国家的第四代战斗机。他指出,歼-11B脱胎于前苏联研制的苏-27,后者的研制工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于1985年开始装备部队。苏-27主要用于对付美国的F-15,早期机型主要用于夺取制空权。在经过漫长和复杂的研制过程后,苏-27成长为全球性能最为出色的战斗机之一,成功打入多国市场。目前,苏-27已衍生为一个由多用途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组成的庞大家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苏-27在中国市场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文章称,中国于1990年购买了数十架单座和双座型的苏-27,之后又采购了由其发展出的多用途版本——苏-30MKK和苏-30MK2。六年之后,中国开始就授权许可生产苏-27与俄罗斯展开谈判。根据中俄双方最终签署的协议规定,沈阳飞机公司将在1998—2004年期间使用俄方提供的部件生产约100架苏-27。不过,中方后来终止了这份合同并开始独立生产国产版本的苏-27,即歼-11B。目前,歼-11B的国产化率已达100%。当然,中方的行为引起了俄罗斯的不满,并被后者指控为侵犯知识产权。文章称, 歼-11B的研制工作始于本世纪初,从2008年开始装备中国空军,并在2010年实现完全国产化。Evandro Pereira在其文章的最后呼吁,巴政府应该研究为本国空军提供歼-11B的可行性。 广西镉污染事件是1月15日发现的,至今已二十余天。这起镉污染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暴露出我国目前已有的环境污染灾害风险防范制度的空白以及缺陷,我们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首先,完善我国相关环境保护立法。仅以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具综合性与基本性的环境保护法为例,自1989年修订后,环境保护法已历经20余年未被修订。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形势的变化,这部法律的缺陷也日益突显,立法缺乏广度和高度,没有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思想和与时俱进的内容,比如对于公民参与,法律只原则性规定了公众享有检举权、控告权等,而环境知情权、环境请求权、公众监督权等都没有得到体现;缺乏对行政审批部门或监督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规定。这就纵容了一些地方政府遇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时,往往采取牺牲环境换取GDP的发展。因此,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明确将环境保护纳入政府业绩考评中,严格执行问责制。这次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相关部门监管、监测不及时、不到位造成的,水源是关乎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但我们监管部门竟然是在大批鱼类死亡才发现水污染事件,而不是严格坚持水质实时检测。这就充分说明相关部门的失职和不作为。 其次,加强专项环境污染与防治法律制度建设。目前中国已有50余部关于环境污染和保护的法律。近20年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环境问题最多,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很多新的环境污染与防治问题接踵而出,这从近年的诸如松花江的苯污染、广东北江和湖南湘江的镉污染、綦江的化肥污染、大连漏油、蓬莱溢油等各类污染事件不难看出。各类专项环境污染与防治立法亟待加强,比如土壤污染防治法、重金属污染防治法等专项法律法规建设应提到日程上来。我国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起草工作,但至今依然迟迟没有出台,希望此次污染事件所引起的舆论关注能够促使这部法律尽快出台。同时,考虑到重金属污染在不同的环境介质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建议以环境介质(即土壤、水体、大气等)为标准,分类构建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律制度的缺失是污染频发的症结所在,我们应以此次污染事件为契机,构建并完善相应专项环境法律制度。 第三,健全我国企业环境保险制度。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频发,遭受环境问题损害的受害人却往往难以及时得到应有的赔付与抚慰,问题得不到解决,矛盾逐步尖锐,这是环境责任保险立法滞后的后果。因此,当前问题是应当及时建立可行的环境责任保险法律机制,让民众能够获得有效帮助,及时解决问题。而由于各类企业从事的行业性质不同,对于环境的影响也有大有小,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必须立足于企业进行的生产经营对于环境所造成的实际影响,以此为标准来划分企业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区分强制性保险与任意性保险。例如对环境能够造成巨大威胁与破坏的是广泛分布于江河流域的从事化工业、重金属合成业、造纸业的企业,这些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对环境极具威胁性,立法应当及时将它们列于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的名单中。而对于其他无污染或者污染较小的行业,则可归于任意性环境责任保险之列,而本次事件中的企业无疑应当是属于强制保险的企业之列。 第四,建立健全惩罚性赔偿机制。我国的环境污染案件通常只按照传统民法上的损失填平原则进行赔偿且赔偿数额比较低,然而污染的损害后果往往又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导致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损失无法得到完全补偿,从而出现企业违法成本较低而守法成本较高的不合理现象,不利于鼓励企业积极采取环境保护整改措施。而类比国外的类似污染事件,对污染负有责任的企业需要承担的赔偿往往是巨大的惩罚性赔偿,而非仅仅局限于对受害者的已有损失的弥补。这样的法律制度我国可以引入借鉴,实行惩罚性赔偿,除了能让责任方对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之外,还能够对责任方形成更大的震慑力,达到警醒的目的。同时建议将惩罚性赔偿原则贯彻到全部环境保护立法规范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赔偿的实施条件、提高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加大保护公共利益、自然环境和个体利益的力度。 第五,增设环境安全至上原则。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不断加剧,生态安全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在环境法中确立生态安全原则不仅是环境法扩展法律秩序价值的必须,也是由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态安全状况决定的。安全是生态环境国际法保护价值体系中第一位次的价值目标和取向选择,只有在首先保证生态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在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生存威胁问题,法律的作用是在生态危机不断出现的时代在法律规范上保证人类的一切行为都符合生态学中安全概念和安全意义。 第六,增设环境决策评价制度。我国已在2003年颁布实施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在2008年也颁布实施了城乡规划法,从这些法律的相关条款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目前对城乡规划、工业布局要考虑环境保护、防灾减灾、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要求,也就是说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城乡规划或项目立项,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规划草案和项目立项情况依法进行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但是,对于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的先污染后治理发展理念而言,这些从源头控制污染的法律法规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说真正发挥作用。各地政府在进行涉及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污染源项目,在规划布局与立项建设等重大决策时,有必要先行进行决策环境评价,避免拍脑袋工程。 第七,健全应急管理体制。重点要强化已有的应急的法律,如突发公共事故应对法等,细化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全面提升执行能力。提高各种环境污染事故,尤其是类似于此次镉污染事件,与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健康有密切关系的重大环境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管理水平,实现应急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有效性。增强政府各部门在事故中应急预案的主导性,细化预案,加强对预案的动态管理。 构建和完善我国环境污染灾害风险防范制度仅仅是基础,只是完成了有法可依。在现实中,司法与执法是同样重要的考量因素,还要重视对环境污染治理执法力度和执法能力建设。重点监管与人民健康密切相关的环境污染源,加大科技研发资金投入。 这次污染事件不但暴露出法律的漏洞,也暴露出有些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上存在的问题。如果仍然只是片面追求GDP增长,以破坏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思路不转变,那再完善的环境立法也只是个摆设: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北京2月8日电(记者张蕾、袁于飞)“经过治理,现在广西柳州的末梢水中没有再发现镉超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在卫生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龙江水源遭遇镉污染后,卫生部派出专家组到现场,主要负责监测水里面镉的浓度。根据检测数据,目前柳州饮用水的情况符合生活用水卫生标准要求。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的张岚介绍,从1月21日起,专家组开始对柳州饮用水进行高频检测。现在柳州的水中镉浓度的控制工作相对较为稳定,出厂水和末梢水的水源水质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光明网-《光明日报》) 卫生部回应艾滋病实名检测中疾控主任:艾滋病匿名检测影响防控成效,实名制可尽早启动治疗广西拟规定“艾滋病检测采用实名制”曾引起社会讨论,昨日在卫生部例行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对此表示赞同,说:“如果没有实名制,连结果都很难通知他,通知他以后又没有办法采取很好的治疗措施,就会影响艾滋病防控成效。”匿名导致检测者难寻觅日前,媒体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审查稿)》(以下简称《草案审查稿》)经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春节后将提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其中规定艾滋病检测需要实名制,要求受检测者应当向检测机构提供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现住址等真实信息。对此王宇说,艾滋病的检测长期以来是遵循着自愿进行检测,但是这种方式尤其是在一些高发地区有局限性。早期我国进行检测的时候,最初的几万人,由于匿名的原因,到现在我们甚至都找不到人。过去,广西推行的艾滋病患者匿名就诊制度,虽保护了病人隐私,但同时也带来安全隐患:大多数接受艾滋病检测的人在检测时使用假名字,有的患者在被检测出是感染艾滋病后就找不到人了。广西当地媒体报道称,至2011年12月底,广西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数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名能预防传染他人王宇说,国际研究显示,对艾滋病的控制,只要告诉检测者他是阳性,他的传播活跃程度都会下降70%,所以单纯通过检测和告知就是很好的控制方式。但是,“如果没有实名制,你连结果都很难通知他,通知他以后又没有办法采取很好的治疗措施,就会影响艾滋病防控成效。”王宇认为,实名制检测还能尽早的启动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抗病毒治疗工作,降低感染者体内艾滋病病毒浓度,同时,也能预防传染他人。对于实名制如何保护患者隐私问题,草案审查稿中也要求,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不得公开艾滋病感染者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实名制可能吓退潜在感染者对于检测实名制的问题,昨日,记者采访到的一位要求匿名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认为,在目前社会存在对艾滋病人严重歧视的情况下,实名制可能会影响潜在感染者对艾滋病毒检测的积极性。“即使规定不能公布检测者信息,但实名制后,可能潜在感染者也不敢去检测了。”他说,毕竟实名检测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在面对巨大社会压力时,有些人宁愿选择放弃。但他说,为了应对有些检测机构要求实名制的,他认识一些病友,就使用的是假身份证、假户口本去检测或者领取药品。提醒目前是流感高峰今年1月份以后,流感开始处于上升期,目前处于流行高峰期。今年流感的流行水平,同去年相比,总体来说在比较正常的范围之内。目前包括中国在内流行的流感病毒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异,因此今年接种的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记者吴鹏) 相关新闻:“新医改”进入收官年 公立医院改革须加速破冰 北京公立医院改革三步走 医药分开以医养医卫生部长陈竺: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必须改革光明日报北京2月8日电(记者张蕾)“一些地方超规模、超标准建设医院,超越了人民群众的需求,超越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超越了公共财政的支撑能力,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剧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针对当前表现突出的公立医院举债建设问题,在今天召开的全国医改办公室系统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刚表示,今后,各地对公立医院的建设要严格审查、严格控制规模和标准,坚决杜绝新的债务发生。据孙志刚介绍,2012年公立医院改革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迈出更大步伐,把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放在突出位置,即在300个左右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基础上,逐步扩大实施范围,以破除“以药补医”为关键环节,统筹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人事分配、采购机制等方面综合改革。(光明网-《光明日报》) 资料图:达索公司的阵风B据法国《航宇防务》网站2012年2月2日报道 据印 ag真人跟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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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完善我国相关环境保护立法。仅以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具综合性与基本性的环境保护法为例,自1989年修订后,环境保护法已历经20余年未被修订。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形势的变化,这部法律的缺陷也日益突显,立法缺乏广度和高度,没有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思想和与时俱进的内容,比如对于公民参与,法律只原则性规定了公众享有检举权、控告权等,而环境知情权、环境请求权、公众监督权等都没有得到体现;缺乏对行政审批部门或监督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规定。这就纵容了一些地方政府遇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时,往往采取牺牲环境换取GDP的发展。因此,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明确将环境保护纳入政府业绩考评中,严格执行问责制。这次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相关部门监管、监测不及时、不到位造成的,水源是关乎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但我们监管部门竟然是在大批鱼类死亡才发现水污染事件,而不是严格坚持水质实时检测。这就充分说明相关部门的失职和不作为。 其次,加强专项环境污染与防治法律制度建设。目前中国已有50余部关于环境污染和保护的法律。近20年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环境问题最多,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很多新的环境污染与防治问题接踵而出,这从近年的诸如松花江的苯污染、广东北江和湖南湘江的镉污染、綦江的化肥污染、大连漏油、蓬莱溢油等各类污染事件不难看出。各类专项环境污染与防治立法亟待加强,比如土壤污染防治法、重金属污染防治法等专项法律法规建设应提到日程上来。我国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起草工作,但至今依然迟迟没有出台,希望此次污染事件所引起的舆论关注能够促使这部法律尽快出台。同时,考虑到重金属污染在不同的环境介质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建议以环境介质(即土壤、水体、大气等)为标准,分类构建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律制度的缺失是污染频发的症结所在,我们应以此次污染事件为契机,构建并完善相应专项环境法律制度。 第三,健全我国企业环境保险制度。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频发,遭受环境问题损害的受害人却往往难以及时得到应有的赔付与抚慰,问题得不到解决,矛盾逐步尖锐,这是环境责任保险立法滞后的后果。因此,当前问题是应当及时建立可行的环境责任保险法律机制,让民众能够获得有效帮助,及时解决问题。而由于各类企业从事的行业性质不同,对于环境的影响也有大有小,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必须立足于企业进行的生产经营对于环境所造成的实际影响,以此为标准来划分企业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区分强制性保险与任意性保险。例如对环境能够造成巨大威胁与破坏的是广泛分布于江河流域的从事化工业、重金属合成业、造纸业的企业,这些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对环境极具威胁性,立法应当及时将它们列于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的名单中。而对于其他无污染或者污染较小的行业,则可归于任意性环境责任保险之列,而本次事件中的企业无疑应当是属于强制保险的企业之列。 第四,建立健全惩罚性赔偿机制。我国的环境污染案件通常只按照传统民法上的损失填平原则进行赔偿且赔偿数额比较低,然而污染的损害后果往往又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导致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损失无法得到完全补偿,从而出现企业违法成本较低而守法成本较高的不合理现象,不利于鼓励企业积极采取环境保护整改措施。而类比国外的类似污染事件,对污染负有责任的企业需要承担的赔偿往往是巨大的惩罚性赔偿,而非仅仅局限于对受害者的已有损失的弥补。这样的法律制度我国可以引入借鉴,实行惩罚性赔偿,除了能让责任方对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之外,还能够对责任方形成更大的震慑力,达到警醒的目的。同时建议将惩罚性赔偿原则贯彻到全部环境保护立法规范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赔偿的实施条件、提高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加大保护公共利益、自然环境和个体利益的力度。 第五,增设环境安全至上原则。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不断加剧,生态安全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在环境法中确立生态安全原则不仅是环境法扩展法律秩序价值的必须,也是由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态安全状况决定的。安全是生态环境国际法保护价值体系中第一位次的价值目标和取向选择,只有在首先保证生态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在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生存威胁问题,法律的作用是在生态危机不断出现的时代在法律规范上保证人类的一切行为都符合生态学中安全概念和安全意义。 第六,增设环境决策评价制度。我国已在2003年颁布实施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在2008年也颁布实施了城乡规划法,从这些法律的相关条款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目前对城乡规划、工业布局要考虑环境保护、防灾减灾、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要求,也就是说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城乡规划或项目立项,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规划草案和项目立项情况依法进行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但是,对于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的先污染后治理发展理念而言,这些从源头控制污染的法律法规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说真正发挥作用。各地政府在进行涉及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污染源项目,在规划布局与立项建设等重大决策时,有必要先行进行决策环境评价,避免拍脑袋工程。 第七,健全应急管理体制。重点要强化已有的应急的法律,如突发公共事故应对法等,细化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全面提升执行能力。提高各种环境污染事故,尤其是类似于此次镉污染事件,与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健康有密切关系的重大环境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管理水平,实现应急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有效性。增强政府各部门在事故中应急预案的主导性,细化预案,加强对预案的动态管理。 构建和完善我国环境污染灾害风险防范制度仅仅是基础,只是完成了有法可依。在现实中,司法与执法是同样重要的考量因素,还要重视对环境污染治理执法力度和执法能力建设。重点监管与人民健康密切相关的环境污染源,加大科技研发资金投入。 这次污染事件不但暴露出法律的漏洞,也暴露出有些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上存在的问题。如果仍然只是片面追求GDP增长,以破坏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思路不转变,那再完善的环境立法也只是个摆设: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北京2月8日电(记者张蕾、袁于飞)“经过治理,现在广西柳州的末梢水中没有再发现镉超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在卫生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龙江水源遭遇镉污染后,卫生部派出专家组到现场,主要负责监测水里面镉的浓度。根据检测数据,目前柳州饮用水的情况符合生活用水卫生标准要求。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的张岚介绍,从1月21日起,专家组开始对柳州饮用水进行高频检测。现在柳州的水中镉浓度的控制工作相对较为稳定,出厂水和末梢水的水源水质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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